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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社会功能与当代价值

由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改编的大型歌舞剧《亚鲁王》被搬上舞台。资料图片

  《亚鲁王》是苗族首部长篇英雄史诗,嵌合婚丧嫁娶、祛病禳灾、祈福祭祀等民俗礼仪,神秘而小众、雄厚而悲壮、庄严而肃穆、完整而活态。史诗篇幅宏大,涉及人物上万、地名上百、战场无数,是苗族古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完整的史诗见于丧葬仪式,使亡者沿着东郎(苗语,“歌师”)唱诵的先祖迁徙路线返回祖地,族人凭着东郎展演的远古立体图式唤醒记忆,史诗内容围绕丧葬仪式不断补充、延展,实现庚续。

  华中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永林教授认为,《亚鲁王》的流布范围比较狭小,其地域性特征明显,对其研究首先应当进行扎实的田野作业,才能对其文化生境有充分了解。贵州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远平强调,《亚鲁王》是贵州麻山地区苗族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是被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演进的英雄史诗,具有增强民族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廓清历史脉络,十年研究结硕果

  廓清历史脉络,《亚鲁王》研究已历经3个阶段:

  一是开始阶段(2009年至2010年)。2009年5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余未人受邀考察《亚鲁王》,意识到其重要性后,向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汇报了有关情况。经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专家杨培德等考证,《亚鲁王》的史诗身份得以确立。同年10月,《亚鲁王》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是起步阶段(2011年至2012年)。2011年5月,《亚鲁王》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史诗文本;2012年2月,《亚鲁王》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发来贺信,充分肯定了《亚鲁王》的研究价值和社会意义。

  三是广泛研究阶段(2013年至今)。2012年12月完成的东郎普查工作,为《亚鲁王》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支撑。贵州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的一批研究者走进麻山,走近《亚鲁王》。2014年4月,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专设亚鲁王研究中心,开展专项研究。

  至今,《亚鲁王》研究已历经10年。这10年是攀藤附葛的10年,经过专家学者夜以继日、披荆斩棘的努力,首部专著《苗族史诗〈亚鲁王〉母题与形象研究》得以出版,为《亚鲁王》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基础;这10年是以日为年的10年,专家学者朝乾夕惕、锲而不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论文集《亚鲁王文论集I》《亚鲁王文论集II》、书系三部曲《亚鲁王书系·苗疆解码》《亚鲁王书系·歌师密档》《亚鲁王书系·史诗诵译》、首部故事本《远古英雄亚鲁王》、东郎译本《亚鲁王(五言体)》等相继出版,研究视域呈多元态势,异彩纷呈;这10年是千帆竞发的10年,专家学者行远自迩、风发泉涌,公开发表了相关文章180余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6项。

  多重社会功能,“四种过去”建构变异系统

  《亚鲁王》具有多重社会功能:一方面,史诗中的战争场景、贸易活动、婚恋经历、农业生产、炼铁制盐、祭祀祈福等记载,是反映古代苗族军事活动、经济理念、人生礼仪、生产劳动、民间观念、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时空演进中的亚鲁王文化沿着“互动—调适—整合”的行动逻辑,历经“拒斥冲突—理性选择—吸收更迭—重构再建”的过程(强调“民俗是演进式的,而非替代性的”),建构出具有一致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模式,直接体现为地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适应性,并以此助推文化持有人价值取向的积极调整和价值行为的融合互通。换言之,麻山苗族生产生活的实践逻辑中,史诗仍系标尺和规束。

  与此同时,多重社会功能将史诗从传统中剥离出来,呈现出“非本我”的“本我”。文本之“外”的系列因素建构了史诗可变动的外层结构,此种外层结构结合日常生活,回应时代变迁;文本之“内”的社会历史信息建构了史诗不可变动的内层结构,此种内层结构排挤日常生活,回应历史真实。“内”“外”结构并非同心圆般规范,亦不限制彼此对事物影响的大小,而是借助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历史记忆、传承谱系等系列实践不断调适。史诗的多重社会功能围绕“四种过去”,建构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持续的变异系统。

  作为一种历史真实,《亚鲁王》表达的是“过去”的状态。史诗的形成和发展是东郎个体记忆与麻山族群记忆的互动共生,因其活态性,史诗建构的“过去”不仅源于史诗文本,亦源于仪式展演中史诗唱诵者与文化持有人建构的远古立体图式。具体而言,多场域唱诵史诗的习惯具备凝聚文化的特质,东郎通过语言的形式、行为的表达、仪式的展演,将族群记忆呈现于每一场唱诵中,族群个体通过此种社会活动建构对过去的记忆,并在不断重复的回忆和识别中,获得对族群的认识,塑造族群记忆。同时,东郎与族人记忆的互动实现了族群记忆的权威性。关照史诗文本,能够窥见过去苗族的历史风貌,挖掘深藏其中的历史事件。史诗承载的不仅是东郎对过去历史的建构,亦是麻山苗族共同对过去历史的建构。在展演场域中,个体与族群在共享“过去”的实践中,不断强化文化认同,并以此实现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的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亚鲁王》呈现的是“不是过去的过去”的状态。文化持有人认为他们所建构的历史、唱诵的文本和展演的仪式,是对过去的一种复制,但受限于社会环境、人文素养、人生经历以及口承文学本身的变异性,这种对过去的复制实质上已然成为不是“过去”的“过去”。东郎在传承过程中通过记忆、选择、吸收,形成缘于过去又嵌合现在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并在仪式展演过程中,呈现个体所认为的“过去”的场景。作为传承主体的东郎在承担史诗传递与继承责任的同时,也因此成为回应史诗“不是过去的过去”的主体。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亚鲁王》展演的是“不是过去的现在”的状态。在外来文化被地方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也因此非地方化。于是,以文化再生产的时空维度考察地域文化,文化整合尤显重要。文化整合强调的不仅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过程。史诗文本向人们传达的是一种以本体文化为主的包容,这种包容不在于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接收,更在于作为主体文化的选择和重构的过程。史诗文化历经“被动接受—选择吸收—主动改变—重构再建”的系列整合过程(强调的是“演进式民俗的过程”),成为“不是过去的现在”,且这一过程不断延续。麻山苗族体悟东郎展演,冲击原有认知,发生重组和更新,实现认知重构,回应“不是过去的现在”的“亚鲁王”。史诗强调在生活实践中体悟,关注个体内部的活动,注重实践、环境与个体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诗以“人化”“化人”,作用于人们的精神领域,发挥有效调控社会秩序的功能,对社会的运行起到良好的维护作用。史诗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亲族之间的利他逻辑、困境中的顽强坚韧,均随着东郎的吟唱,深深植入麻山苗族的血脉中,成为了他们的民族品格和精神动力。

  作为一种不可变的内层结构,《亚鲁王》追寻的是“过去还是过去”的状态。史诗文本所蕴含的信息中,不管是军事活动还是农业生产,无论是生产贸易,抑或是生命繁衍,都传达出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的生态观念。

  因此,《亚鲁王》社会功能的研究不仅能把握史诗稳定传承的核心规律,还能揭示史诗所隐喻的和谐观念与当代社会价值,拓宽史诗研究视域,同时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能探索学科联动的新模式,使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麻山苗族地区的社会良性运行机制,并以此作用于地域发展、和谐社会建构,为其他民族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

  回归实践传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鲁王文化重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强调在多元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保持文化永续生命力的内源动力。

  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均是个体归属感的体现,两者并不相互独立。从文化认同而言,个体从中获得身份确认,传承共同的文化,形成共同的理念,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粘合剂。个体的认同表现为内在的心理认同和外在的行为认同,麻山苗族通过亚鲁王仪式传承亚鲁王文化,因仪式的小众和严肃,使得文化传承的范围虽小但影响很深,东郎在唱诵的过程中阐释“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为“亚鲁王”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依据。

  就民族认同而言,民族的归属感是个体对民族群体的一种依恋感,个体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增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文化立足传统、着眼未来,伴随多重话语体系进入麻山,在带去新的学术思维、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民族自信依据的同时,演化出多中心的文化碰撞与互动。诸如区域内文化持有人直面现代化进程的竞合共生常态,以独特地域文化打造了独特人文景观——亚鲁王城,主动融入现代化进程,通过文化符号的具象化,实现地域文化跨时空的再生产,以及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有机衔接,努力摆脱其劣势。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史诗最终要回归实践传统。作为民族知识的总汇,史诗成为一个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有了史诗,这个民族就觉得它在文化上能形成很强的文化自我认同感。《亚鲁王》中存在着对很多生活现象的解释,例如鸡以米为食,是祖先亚鲁王在造出太阳后,作为请鸡喊太阳的交换条件;砍马仪式,是因马的祖先啃食亚鲁王的生命树,双方约定亚鲁王的子孙去世之时,可以砍杀马的后代,陪伴亡灵归返祖地作为惩罚。这些认知思想在史诗世代唱诵中,潜移默化地根植在了麻山苗族的骨髓里,形成了他们的行为依据和道德规范。

  自19世纪后期传教士带入西方史诗,研究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前苏联理论、主题、类型、母题的结构特征和文化历史意蕴等对史诗进行研究。20世纪,随着口头程式理论的引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史诗的口承性,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愈发关注史诗于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思维和地方性作为,要求史诗学学科回归实践传统。一方面,全球化凸显带来了地方性文化的“非地方化”,多文化的协同意义成为中国史诗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经验与生存智慧的结晶,史诗则是人类历史经验与生存智慧结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能力贡献实践经验和创新思维。

  【杨兰系贵州民族大学讲师,刘洋系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社会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5CMZ017)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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